這些天,一篇名為《淚》的小學生作文火了。文中沉重的敘述又將人們的目光再次帶到了貧困的大涼山。
雖然作文并非全由小學生自己獨立完成，但小作者木苦依五木經歷的苦難卻是事實。
這名來自涼山彝族自治州越西縣普雄鎮且托村的12歲女孩在2011年、2013年先后經歷了父母的相繼離世,挑起了生活的重擔。
在父母雙亡后，當地民政部門于2014年10月向五兄妹提供每人每月678元的孤兒生活補助專項資金，加上爺爺奶奶的養老金補助,全家每月享受各項政策補助3540元。但畢竟孩子們是沒有父母的孤兒，一家人老的老、小的小。
位于四川南部的大小涼山地區,是中國最貧窮的地方之一。在這里,像木苦依五木這樣窮苦的家庭,不在少數。
長期以來,惡劣的自然條件、落后的觀念、疾病,上世紀90年代又沾上了毒品這個惡魔……一系列問題交織在一起,讓這片土地飽受苦難。
前往大涼山的行程，一定是記者經歷過最艱難的一段,眼看短短一百公里的距離，卻能足足開7個小時。究竟有多少回因為“跳躍”的路面,致使頭部不斷地碰撞著越野車的頂部,都有些記不清了。此次扶貧調研,我們一心要到最貧窮的地方,看最貧困的人們。
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中國貧困的樣本，這個樣本里,美姑、布拖、昭覺三縣最具代表性。惡劣的氣候、落后的交通,習性、艾滋、毒品,所有的貧困因子幾乎都濃縮在其中。
從成都出發,我們終于在第二天傍晚來到了美姑縣城,當提出想到最貧困的村里看看時，當地人告訴我們,最貧困的地方還沒有通路，騎馬至少要走3天，計劃不得不在一開始就進行調整。協商過后，我們決定前往拉木阿覺鄉馬依村，這里是州移民扶貧局的定點幫扶村，整體情況在涼山州處于中下水平，應該說在大涼山的貧困村落里具有較強的典型意義。
從縣城前往馬依村的11公里山路，道路崎嶇。為了過一個彎,通常要前后進退好幾下，才能繼續向上攀爬。拉木阿覺鄉副鄉長侯拉坡告訴記者，這條路一到冬季和雨季,連最好的越野車也上不去。步行到村里，需要四個半小時。
來到馬依村，走進村民古次作古的家，第一反應是震驚，社會發展進步到今天,真的還會有人居住在這樣的地方么？在這里,依然保持著人畜混居的生活狀態，漆黑的屋子里左邊睡牛馬,右邊便住著一家7口。原因很簡單：沒有錢修不起牛圈,又怕牲畜在夜晚凍死。
此時,古次一家正準備吃午飯,一家人緩緩地圍向籮筐中一小笸籮大大小小的土豆，這是他們一年四季最主要的食物。
門外一個奔跑的小男孩引起了記者的注意,大大的眼睛,很是可愛。他叫阿牛木初，今年7歲了，渾身除了那雙眼睛還能看到色彩，其余的只剩一團黑。小阿牛說，他出生到現在還沒有洗過澡，家里也沒有廁所，連衛生紙都沒有見過。
在這個周三的上午，馬依村數十個孩子在曠地上奔跑、玩耍……村主任有些無奈地說,縣里學校寄宿制名額有限，沒有申請到名額的孩子就只能走讀。可村里離縣城步行太遠了，許多孩子就干脆不去上學了。看著孩子們天真的笑容，他們似乎并沒意識到沒有學上是多么遺憾。貧窮，也許就是這樣缺乏教育代際傳承著。
毒品,是貧困的大涼山難以越過的傷痛。在重災區昭覺縣,吸毒人員曾一度達到了全縣人口的十分之一。城北鄉古都村一位村民低聲告訴記者，在毒品最為泛濫的時候，幾乎家家戶戶都有人吸毒、販毒。
今年1月，記者曾在昭覺縣竹核鄉木渣洛村見到一位74歲的老媽媽，十多年里,她目睹了自己的5個兒女因吸毒相繼死亡。其中兩個兒子因吸毒感染艾滋病，在兩天中相繼死去。唯一活著的孩子，至今仍在強制戒毒所。
毒品毀掉了這個原本在鄉親們眼中生活殷實的一家——6畝土地被全部變賣，換了毒品。2013年,剛剛從強制戒毒所出來不久的兒子將家里唯一的一只豬仔賣了300元，換了海洛因,兩天便吸完了。
老媽媽絕望中上吊自殺，被村干部救下，撿回了一條命。鄉親們說,被救下時，她反復叨念著一句話——孩子都死了,為什么我死不了？
時值隆冬,她的土坯房四面漏風，雖然已是午飯時間，黑暗的小屋的灶臺上，只有幾個冰冷的土豆。
當記者將身上所有的錢拿出來悄悄放在她的灶臺上離開時，老媽媽邁著急匆匆的步子追了出來。她晦暗的眼眶里噙滿了眼淚,執意要把錢還給記者。我們僵持了很久,最終她顫抖著接受了。她把記者送到了村口，不停地揮手。在她蒼老、瘦削的身體里，那顆被生活的苦難充盈的心中還帶著自尊與和善,一想到這點，讓人直到今日依然動容。
盡管大涼山是中國最貧困的角落之一,然而在這個貧困角落里也有“綠洲”——以州府西昌為中心的安寧河谷地帶,是四川省第二大平原。這里氣候宜人，資源豐富，經濟發達。數十年間，來自州內高山苦寒地區的數萬彝民，背起行囊，遠離家鄉，來到河谷四周開荒建房，安身立命。這群自主移民們，用自己的手和腳,走出了大山，也走出了貧困。
在西昌市川興鎮焦家村，66歲的吉木五支莫是最早搬來當地的自主移民之一。吉木告訴記者,她老家在國家級貧困縣昭覺縣普詩鄉杉木樹村,那里氣候寒冷,糧食產量低,連飽飯都吃不上。吉木說,她后來聽說焦家村這個地方環境不錯,在27年前便和丈夫一道,帶著4個年幼的孩子遷來。
“當時這座山上啥都沒有，我和愛人就一起開荒,親手搭建起了現在住的這所房子。”吉木說,現在4個孩子都在西昌城附近打工，家里耕種了2畝土地,還養殖了15頭黃牛，剩余的玉米就拿到山下換大米吃。
可就在這時，不知怎么的，老吉木說著說著突然哭了起來，“嗚嗚”的聲音越來越大。原來，盡管遷來已近30年，生活條件得到了巨大改善，吉木一家卻和大多數自主移民一樣：沒有當地戶口。孫子們好不容易在山下入了學,可每學期每人要多交400元”跨地費”。更重要的是,沒有身份的他們,盡管已住在村里最高最偏僻的角落,卻始終生存在和當地村民及有關部門的“斗爭”中。吉木說,從來沒有聽過“醫保”,生了病都是下山在小診所拿點藥吃。“有一天我要是走不動了,又該去哪里看病呢?”再望向老人的臉,淚水早已劃遍了那張布滿皺紋的滄桑臉頰。
此時,從山下拉來的電突然斷了,吉木趕緊跑去查看。記者透過樹叢望見了山下不遠處的邛海,這是西昌市新打造的5A級景區,美麗壯觀極了。
其實幸福離他們如此之近,可仿佛又如此之遠。但吉木五支莫們,卻從未停下追逐幸福生活的腳步,依然頑強地生存著、奮力拼搏著。
人們說,在涼山州,老涼山地區的貧窮如同“非洲”，而以州府西昌為中心的安寧河谷富庶如同“歐洲”。除了顯而易見的自然條件的差異,究竟還有什么造成了嚴重的兩極分化?
行走在涼山州最為貧困的老涼山地區，常常聽到當地干部講起這樣的故事：政府給每家發山羊,希望發展高山畜牧養殖，結果村民們每月吃掉一只，沒有多久就吃光了……
有人將貧窮歸因于懶惰、愚昧，但在記者多日的采訪中，卻深深地感受到，這一切只是表面現象。
記者在普格縣采訪時，一位年輕的彝族緝毒民警吉克日聰感嘆道：“過去普格因毒致貧的情況普遍，很多人沾染毒品的原因是由于愚昧。一個人的人生軌跡與他所受的教育息息相關。只有接受了教育，才能明辨是非,也才能從根上改變貧窮。”
如今,教育成為涼山州委、州政府發展的重中之重。
2014年該州實施農村義務教育薄弱學校改造、邊遠艱苦地區農村學校教師周轉宿舍、新改擴建幼兒園等各類項目建設514個,建設面積超過40萬平米。全州中小學D級危房校舍全部拆除，72萬名學生享受“營養餐”、24.2萬名學生享受寄宿制生活補助、10.44萬名學生享受高海拔地區取暖補助、10.46萬名學前教育兒童享受保教費減免、2.42萬名學生享受普通高中家庭經濟困難助學金,全州義務教育在校學生達到72.16萬人……
人是脆弱、渺小的,容易被環境裹挾，人的精神風貌不易在一朝一夕間改觀，無論一個地區還是一個民族，都需要以開放的胸懷順應時代潮流，才能獲得進步與發展。
在地處安寧河谷的德昌縣,距離縣城12公里的小高鎮的杉木村是當地為數不多的彝族聚居村落。
盛夏時節,杉木村彝族老支書胡子坡家退耕還林種下的12畝核桃已經掛果,一家人樂呵呵商量著家庭農場的發展。作為杉木村德高望重的家族族長,胡子坡帶領鄉親們制定了一系列的村規民約,對沾染毒品的村民毫不留情,絕不容忍,一經村民舉報,一律交給公安機關處理。因此,在杉木絕少聽到吸販毒的事情發生。
近年來，德昌當地通過大力發展林果、蠶桑、烤煙產業，使當地農民走上了致富的道路。2014年，德昌縣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了11253元，超過四川省的平均水平。
記者在小高鎮蹲點調研時，感受最深的是當地干部扎實的作風。每天天剛蒙蒙亮,除書記、鎮長外，所有包村干部全部下村，在偏遠的村落，只能騎摩托車甚至步行。深一腳淺一腳,收獲的是老百姓的信任和日益發展的經濟。
近日,記者正好趕上縣上收蠶繭的日子。清晨7點,干部們就趕到收購點協助蠶農售賣。為了幾毛錢的差價,老百姓求助鎮干部。作為“父母官”,自然義不容辭地上前相助。“能讓老百姓多掙百十來塊錢，工作就不算白做。”小高鎮副鎮長楊昌榮說。
“德昌的發展與當地基層干部的作風緊密相關，”德昌縣委組織部部長張應聰說，“只有基層干部告別等、靠、要的思想，他們的干勁才能帶動大批勤勞致富的老百姓。”
連續一個多星期的采訪，記者留下了無數照片。真的沒想到，因為在微信朋友圈所發的幾張圖片，平日里幾個聯系并不多的朋友直接轉來數千元錢到賬戶，讓記者再遇到貧困的孩子時，替他們略表一些心意。
昭覺縣新城鎮拖都村離縣城并不算遠,但從不通路的地方下車,爬上山需要一個小時,這里身處高山、土地貧瘠,異常貧窮。剛到山下,記者一行就發現一個十來歲的女孩正和母親在山腳下打水。她叫吉布牛牛,11歲了,父親去世后和母親相依為命,每天母女倆要下山三趟背5公斤的水,用來飲用和喂養牲畜。
記者想起朋友所交與的“任務”,急忙從錢包里掏出了一百元錢,遞到吉布手上。拿著錢的一瞬間,姑娘表情有些錯愕,她扭頭望向母親,母親抬起手擺了擺,似乎讓她趕緊謝謝這個大哥哥，女孩有些害羞,沒有說話，不過笑得格外的甜。
在一個多小時的上山途中，我們始終覺得有人跟在后面,一回頭，是吉布!她還在沖我們抿著嘴傻傻地笑著。再一回頭，她又扭過身，似乎怕我們發現。在接下來長達兩個多小時的采訪過程中，吉布始終跟著，她沒有說過話,就這么靜靜地跟著，幸福地笑著。
直到快要下山了，吉布還在,怕她再跟著我們下山走來回路，記者把她叫了過來，拍了一張合影。此時，吉布突然從頭上摘下一個東西,放進記者手心——是一支紅色的、卻掉了不少漆的舊發夾。這一定是一個十來歲年紀愛美的姑娘,最心愛的東西。記者急忙強忍著淚水轉過身,卻早已淚流滿面。
真的不太確定,在這個極其貧困的村子里的孩子是否見到過一百塊錢,但記者知道,她一定明白別人是在對她好,她用她自己的方式,在表達著“感恩”。
下到山腳了，記者又回頭望向了我們分別的位置，遠遠地瞧見了一團黑影。
一定是她！
調研結束,隨著扶貧小分隊所采寫的稿件在全國的播發,越來越多的人關注到了貧困。短短幾天,記者便接到了來自全國各地十余個電話,都想幫助貧困的孩子們,這種感覺真的很幸福。
一年以后，馬依村是什么樣子？大涼山是什么樣子？我們不知道。但我們一定會再回馬依村看一看；再去看一看那個曾經送過記者發夾的姑娘。
“最悲傷作文”發生地依然有人畜混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