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倍亦上大學之后，發現了兩個讓她“費解”的現象：一是，每到考試季，就會有不少同學拿著《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等思政課課本占座。二是，在上思政課的時候，一百多個人的大教室，后面位置再擠，同學們都會不自覺地往后找座位，第一排通常空出。

　　思政課在大學校園頻遇尷尬，到底為哪般？

　　人人都有“官”，但課程絕不“高大上”

　　“我們的連隊在食堂吃飯，女生米飯打多了吃不了，男生即使吃飽了，也會幫著分擔。還有‘紅軍的一天’活動，女生東西太多了，男生們除了扛著自己 的包外，還幫著女生拿東西，這樣的待遇在學校里基本上不可能享受到。”來自寧波工程學院的應夏雯一口氣地說出了男生們的優點。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他 們在學校里上課時，教室里男女生們就會自動形成“分界線”，相互之間并不熟絡。他們從寧波出發，來到位于井岡山體驗紅軍的生活。

　　“來到井岡山發現這里到處是綠油油的。”來自新疆大學維吾爾族學生妮格拉·阿不都偉力第一次來井岡山顯得有些興奮，她說，“以前對學習黨史興趣不大，但在這里能體會到具體情境，發現黨史原來學起來并不難，沒有‘高大上’的感覺。”

　　“三灣改編”是大家在井岡山接受培訓的原創課程之一，除了傳統歷史事實的教學之外，讓同學感覺最好玩的是，在課堂的后半部分，融入了現代元素，還要求學員仿效毛澤東，進行團隊內部的“三灣改編”。

　　每個小組有9~11人，要求在5分鐘之內，快速分工，選出班長、宣傳員、炊事員、衛生員、安全員、士兵委員會委員等職務。像炊事員、衛生員和安全員要設立2~3人不等，所以人人都是“官”，每人都要承擔責任。

　　中山大學的小組中，幾位同學同時競選班長，男生們參與的積極性特別高漲。相持不下，幾位男生只好選擇了最原始的辦法——“石頭剪子布”，最終選出了班長。

　　參加該課程的女生張雪萍表示，原本女生對歷史課程興趣不高，不過后來完全沒料到，課堂的氣氛非常熱烈，在你一言我一語中，自己竟然對“三灣改 編”的歷史了然于心。團隊中的分工，也為后續活動減少了“人際摩擦”。學員們一下就相互熟悉起來了，每個人也就真正融入團隊之中。

　　不做“假動作”，紅色教育也有“回頭客”

　　“這里是與井岡山革命烈士最近的地方，在你們的周圍，鐫刻著15744個名字，可是大部分烈士卻沒有留下姓名。每一個名字背后都是鮮活的生命， 每一個生命背后都有一段動人的故事。”在井岡山烈士陵園，一批大學生在聽帶隊講解員講解，女生們聽了之后小聲地啜泣，就連不少男生的淚水也在眼眶里打轉。

　　表面上看，這只不過是普通的祭奠活動，而在此之前，這些帶隊的老師做了很多鋪墊工作，逐步把學員帶入情景之中。

　　有的團隊在來到烈士陵園之前，為了保持現場的嚴肅性，帶隊的工作人員要求同學們把手機全部關機。脫帽、列隊、獻花圈……對學員們都一一作出了詳細解釋，部分帶隊老師絕不馬虎，都逐一要求做到。

　　“很多培訓機構在下車的地方就介紹，講一講景點、獻花圈、拍照，更像是旅游，這樣紅色教育其實走偏了。”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青年教師史為壘說。

　　“與這里的課程相比較而言，大學里的思政課顯得比較單調，對這門課也就談不上感興趣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同學說。其實，不少高校的思政課，單向性地講授知識點，不免讓學生覺得課程“魅力”不足，這不僅是思政課面臨的尷尬，許多專業課教學也為此犯難。

　　原因就在于，大學教育中的儀式感越來越弱了：小學生們堅持升國旗，可是在高校，參加升國旗的大學生越來越少了；小學上課前，學生們行課堂禮，可 是在大學課堂，課堂禮已日漸式微；小學的教室墻上，懸掛著五星紅旗，可是大學教室前面，除了黑板和投影屏幕，已經難覓國旗的影子。

　　正如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所言，人是懸掛在由其自己編織的意義之網中的動物。儀式本身就是從傳統文化沿襲而來，為人們普遍接受的行為方式。毫無疑問，儀式在思政教育中更加不可或缺，起著讓學生道德內化的作用，讓學生具備共同的文化心理，其地位不言而喻。

　　儀式教育的重要性已被很多人重新認識，不過，仍有懷疑的聲音：儀式教育是不是落伍了？在現代教育的環境是否奏效？其實，這是對儀式教育過度“敏感”，實則大可不必。

　　“我們學校雖然開設了關于井岡山革命歷史的課程，可依然采用理論授課的方式，同學們感覺比較‘單薄’，總覺得隔著一層紙。”來自井岡山大學一年 級本科生舒健說，“實地來井岡山參加活動，通過莊嚴的儀式，我們感受到了一種升華，效果非常好。我算是‘回頭客’，已經來了3次了，有機會還會再來。”

　　“不能把儀式教育與形式主義等同起來，重溫入黨誓詞過程中，肯定不是單純的形式主義。作為黨員和團員，這個過程既是儀式化，也是很好的教育機會，不可缺省。對青少年的儀式教育不能成為‘假動作’，而要符合他們的認知規律。”史為壘表示。

　　不“端著”，才有可能“過癮”

　　其實，如何上思政課這一話題，一直沒有停止討論，可是當下從“要我學”到“我要學”的思政課改革卻舉步維艱。

　　“作為高校一線思政課教學的老師，我們一直在嘗試改變授課的模式。”山西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所老師姬文剛認為，“由于每個老師的閱歷、年齡不 同，在課堂上‘抓住’學生的能力也千差萬別。加之，有的老師承擔比較繁重的研究壓力，因而思政課教學就顯得力不從心，課堂的效果必然大打折扣。”

　　相較高校的老師，一些專業培訓機構的授課教師顯然有更為充足的時間準備課程。一方面，這些老師能抓住一個點，有時間反復琢磨課程。另一方面，他們只需要追求課程效果，不拘泥于單一的形式，因而教學方式比大學靈活，且授課多了之后，也就掌握了“抓住”學生的技巧。

　　“有的老師能把一些革命理論，用比較通俗的語言表達出來。比如，把革命前輩的理想，比喻成愛情的忠貞不渝，讓我們更好理解，這樣的思政課聽起來很‘過癮’。”一位來自江西本地的女學員看中老師的教學技巧，這讓她感到很親切。

　　類似的課程教學與教育中“朋輩教育”的理念不謀而合。當下，“90后”的大學生，大多具有比較強烈的獨立意識，對灌輸教育并不“感冒”。可是， 他們的思想尚未成熟，正處于成長的特殊階段，年輕的老師正好可以充當朋輩的角色，在思政課教學中與他們成為朋友，在潛移默化中影響學生的價值觀。

　　“今后的思政課改革，不妨從‘教導模式’向‘引導模式’轉變。在這個過程中，教師的角色也要從‘長輩’向‘朋輩’轉換，這樣的思政課可以讓學生更‘解渴’，也不會覺得枯燥和無聊。”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萬資姿老師非常認同朋輩教育的作用。

　　在萬資姿老師的課堂上，除了講授知識點之外，更注重學生對知識點的理解。因此，在她的課堂上，會結合自己工作和生活經歷講解，甚至在解讀理論的 時候拿自己的愛情故事作為例子。她在課堂上“豁得出去”，受到了“95后”學生的歡迎，私底下都稱她為“資姿姐”，不少學生還是她的“鐵桿粉絲”。

　　萬資姿讓朋輩教育落地的具體做法，就是參與式的學習。除了理論授課之外，在她的課堂上，還嘗試安排小型表演。前段時間，她結合十八屆四中全會的內容，讓學生自導自演了一場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道德法治劇。他并不指定學生參與，而是讓學生們自己編排。

　　“同學們演得還挺像那么回事。”萬資姿說。她驚喜地發現一個規律，原本在課堂上狀態比較“蔫”的學生，表演的時候出乎意料地活躍。她也深刻地體會到了，沒有學不好的學生，只有不會教的老師。

　　“讓思政課有‘回頭客’，老師要學會當觀眾。”萬資姿笑著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