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政部指導下,2022年中國互聯網公益峰會于5月20日在線上舉行。本屆峰會以“數字新公益”為主題,全面聚焦技術推動公益發展,共商數字時代下的公益新使命,共創技術公益新生態。作為本次峰會的分論壇,“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路徑探索”論壇在深圳市社會組織管理局指導下,由深圳國際公益學院承辦,匯聚多方專家學者共同就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路徑展開探討。本次分論壇上,深圳國際公益學院特聘研究員唐昊教授代表學院課題組分享近期的研究成果——《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路徑探索:來自深圳的經驗》。

中國社會組織促進會常務副會長、民政部原民間組織管理局局長孫偉林,深圳市社會組織管理局副局長白洪春對該分論壇給予高度的評價與期許。深圳國際公益學院特聘教授、中國社會組織促進會副會長黃浩明,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北京師范大學特聘教授馬慶鈺,深圳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羅文恩發表主題演講。深圳社會組織研究院院長饒錦興、廣州社會組織研究院執行院長胡小軍及香港賽馬會慈善及社區事務執行總監張亮在圓桌論壇共同探討粵港社會組織交流合作議題。

圖:深圳市社會組織管理局副局長白洪春致辭

社會組織進入“提質增效”階段面臨的挑戰

根據深圳國際公益學院課題組對2008至2021年社會組織發展數據所進行的研究整理,課題組認為:目前中國社會組織增長速度放緩,其發展正式步入“提質增效”階段。同時相關數據也表明,中國第三產業已超GDP的50,“中央部署-社會共識形成-技能產業鏈條”將是一條社會創新的事業鏈。

社會組織作為參與社會治理的重要主體之一,在擴展社會服務供給、推動慈善公益落地、彌補市場不足和承接政府職能轉移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但同時也面臨著諸多困境。以深圳為例,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制度保障仍不完備、政府經費支持路徑與經費結構有待優化、支持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相關平臺尚未健全,支持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政策環境尚待優化;而社會組織內部,工作人員專業化、職業化程度尚需提升,社會組織內部管理不夠規范、治理架構有待完善,社會組織資源渠道較為單一,未建立起多元主體參與的合作網絡。對于社會組織在此發展階段面臨的問題,馬慶鈺認為主要原因在于,支持偏弱而管控偏強、自主偏弱而干預偏強、社會化偏弱而行政化偏強。

圖:深圳國際公益學院特聘研究員唐昊教授發布研究成果《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路徑探索:來自深圳的經驗》

課題組認為,現代社會治理網絡,實際是一個生態系統,系統中各部門的自治運轉構成了整個系統自動運轉的基礎。這個網絡應以差異性分工為基礎,以關系的均衡和平等為內容,以政治觀點的共同分享為目的,以技能知識的互補為支撐。

孫偉林表示,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不是社會組織單方面可以做到的,需要較為完備的、可操作的政策,需要好的社會環境,需要相對完善的組織和行動系統,需要骨干力量等等。白洪春指出,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近年來深圳在降速提質的大背景下探索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創新路徑,包括完善綜合監管體系,構建社會組織協商體系,推動社會組織參與市場治理,提升市場活力,提升專業服務,補足治理短板,整合資金資源,大力培育發展社區社會組織中心下沉等。這些舉措在實踐中都取得了顯著成效,提升了地方社會治理水平。

社會組織參與治理的關鍵環節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要加強和創新基層社會治理,構建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

“我們在研究社會組織功能這個核心要素的時候,要考慮社會組織如何匹配國家的戰略,只有匹配國家的戰略,才能夠真正成為社會治理的主體。”黃浩明認為,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是新時代創新社會治理體制機制的重要內容。在社會治理現代化當中,數字治理已經成為核心競爭力,怎樣有效地利用區塊鏈技術、利用人工智能技術、利用大數據等等不僅是技術的應用,也是使協同成為可能的載體。“只有有效協同才能夠助力治理現代化。現階段有效協同就是要解決政府、企業和社會組織三者之間的關系問題。”

“社會組織健康發展,政社合作是關鍵,而政社合作當中最核心、最需要理清、需要解決的是黨社關系的合理性。”對此,馬慶鈺強調:一是基層黨組織介入社會組織當中,要確保社會組織的法人主體地位、支持社會組織法人依法獨立承擔法律責任,避免以黨代社、以黨代責、黨社不分;二是要研究基層黨組織參與社會組織決策和治理的尺度以及恰當的形式;三是要研究制定社會組織法人治理新框架,既要保證黨的領導,又保證社會組織法人地位,既要有黨組織的法人,又要有社會組織的活力,既要有黨的政治保障作用,又確保法人的法律責任不偏移。

在關于政社關系的探索中,羅文恩表示,還要打破數據壁壘。“比如說流浪人員,政府可能收容了一些流浪人員,怎么轉介給社會組織,需要打通數據,這是一個重要的方向。社會治理現代化從技術層面來看,我認為數字化、專業化、精細化是三大方向。” 羅文恩認為,社會組織推動治理現代化的路徑有三:第一是要大力培養專業型社會組織或職業型的人才,通過數字賦能,提升社會組織服務效率;第二是智慧城市,在物理建筑信息模塊當中,把社會治理的信息加載進去,提高社會組織的具體效能;第三是要打破數據壁壘,如不涉及敏感數據,政府部門也可以和社會組織進行共享。

社會組織數字化管理的發展需求

　　圖:粵港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經驗分享

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能力經常通過參與社會問題的解決呈現出來,尤其是此次新冠疫情“帶來的是對全球治理、城市治理、基層治理、社會治理的考驗和洗禮。” 饒錦興表示。

作為社會組織的一次大考,在抗擊疫情的過程中,各領域各單位都有了進一步的反思。“在抗疫中,我們社會組織的專業屬性、專業服務要更加凸顯出來,而不總是發物資、做核酸檢測志愿者。社工機構的優勢也不是單純的做志愿者,而是直接面對需要服務的人士,提供社會工作方面的力量。”此外,胡小軍認為,社會組織還要加強自身平臺的搭建,機制化地融入到應急管理體系中。

身處香港的張亮,在此次抗疫中,對數字化手段用于社會問題解決有了進一步的思考。“比如心理健康,很多人認為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問題比較嚴重,但以香港為例,實際是老人自殺率在各種年齡段里面是最高的。”張亮認為,及時和透明的數據分享能更有效的分配社會資源。張亮認為,數據的不透明、不及時、不分享,會造成有心、有能力的志愿者、社會組織發力不準,資源分配的不合理。“如果我們能夠實時分享到透明的數字信息,通過對數據的分析,引導不同的社會組織投入相應的工作中,憑借前期對數據的掌握,可以使社會問題處理得更加穩妥。”

“社會組織數字化管理問題,既是一種技術手段,更重要的是建立一種框架。”透過此次抗疫,饒錦興認為,社會組織要有不同類型的專業化分工,要推動基金會和下游服務機構的關系,找到一種與政府購買服務不一樣的支援路徑。還要推動社會組織下基層,把各種資源,包括政府資源、社會資源做有效的整合,“而不只是把各種形態的組織都同質化的發展。”